抗梦雯所在的康复研究中心为她配备了一名专职康复老师——卢晓月,是中国第一个人工耳蜗言语康复师。
卢晓月当时负责给6个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做康复,她要为每个孩子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、给每个孩子做个训,每周四次,每次一个小时。
对聋儿言语康复训练的传统方法是采用综合手段,即“看”——读唇、手语、指语、手势;“听”——听声音;“摸”——摸喉部发音时感受气流的运动。而卢晓月放弃了“看”和“摸”,她还用手掩住口,不让学生看她的口型,只训练孩子的听力。
采用这种方法迟迟不奏效时,卢晓月饱受指责,但她还是坚持——如果孩子还是依赖读唇,那么他们就不会使用刚刚获得的听力,如果这样,昂贵的人工耳蜗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了。
在孩子们获得了听力之后,抗梦雯给了大家一个巨大的惊喜——他用六天的时间说出了一个词“手套”。这曾是抗梦雯的妈妈出门给孩子戴手套时反复说的一个词,长时间的听力练习,使抗梦雯能够辨别听懂声音,有了多次的“听觉积累”,孩子就会把它讲出来。
一个“手套”,就好像春天里,第一朵花儿开了,原野上的鲜花就跟着一片片地开放。
不过,需要指出的,事实上,人工耳蜗现在的产地,大概只有奥地利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中国,除了不菲的植入人工耳蜗的花费外,这些孩子的康复课程一直是难题。譬如对于一些农村的妈妈,他们需要到市里租上一间十平米的小屋,放弃工作,暂别父母丈夫,终日与孩子相伴,不光是经济压力,时时刻刻的担忧带来的精神压力也可见一斑。
冰心说:“爱在左,同情在右,走在生命路的两旁,随时撒种,随时开花,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,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,有泪可落亦不是悲凉。”好在,书中还有很多关注失聪者的热心人,其中包括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先生,他帮助很多聋哑孩子实现了说话的梦想。当然,还有许许多多的医学康复专家、无数的志愿者。
有位叫“深蓝IJ”的大学一年级的医学生曾在网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:读这本书的时候,上铺就问我,你是不是哭了啊?我说没啊,其实很想哭,只是忍住了。但是当我全部看完后,真的哭了。我能感受到那些聋人的悲痛,也感受到了他们重新听到声音的喜悦,这一切都归功于“人工耳蜗”,归功于研究人员和医疗人员的付出。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,庆幸自己以后可以当个医生,可以像书里的那些人去帮助在身体上受到折磨的人。
《耳蜗》是一部描写残疾人生活及命运的纪实文学。以此为题材和主题的“残疾人文学”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“轮椅上的巨人”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,到张海迪的《轮椅上的梦》,再到李春雷的《摇着轮椅上北大》,再到毕飞宇获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,这一系列的优秀作品,构成了我国残疾人文学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,为当代文学添加了一种瑰丽动人的色彩,更添加了一抹深切的人文关怀。
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六十多亿人口,其中有六亿多残疾人,中国就有八千五百多万残疾人。这个庞大的数字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。“残疾人”这个词汇叠加着无数的痛苦和不幸,它蕴含着残疾人的美好的梦想、热切的渴望,还有不屈抗争的精神。
无论怎样,生命的本质都是高贵的,都应该享有阳光、空气和水……